1952年，北大一教授，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，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，却忽然脸色大变，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，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。
20世纪30年代，韩儒林已开始专攻蒙古史与元史。课堂上讲授元代制度，课下却常翻阅旧籍、对照史料。为了验证记载，韩儒林多次前往内蒙古和西北地区考察古城遗址，记录遗存情况。
在这些考察中，韩儒林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：元代原始图像资料极少，大量内容只能依靠文字推测。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形象，后世流传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摹本，细节差异很大。
1952年，北京的文物环境还很混乱。战乱刚结束不久，许多文物流散民间，来源复杂。琉璃厂仍然是书画交易的集中地。韩儒林本来只是路过，想随便看看，却在一堆旧物中发现那幅画像。
韩儒林把画卷展开时，目光停在人物面部和衣纹上。线条均匀而细密，属于元代宫廷常见的“铁线描”。
颜料中带有细微光泽，这种材料在普通画作中很少见。人物服饰也与史书记载相符，这些细节迅速拼合在一起。
韩儒林没有表现出过多反应，只是简单询价。付钱之后，韩儒林把画卷收好离开。回到住处后，韩儒林才再次展开细看。右下角的印记虽然模糊，但仍能辨认出“刘贯道”字样。
刘贯道是元代宫廷画师，史书中有明确记载，擅长绘制帝王肖像。这一信息让韩儒林的判断更有依据。
第二天，韩儒林没有私下保存，而是带着画作前往专业机构。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参与鉴定，对材料、技法、印章逐项比对。
韩儒林在等待鉴定期间，反复翻看资料。元仁宗时期曾有祭祀成吉思汗的记录，与画像用途可以对应。这些线索不断被印证。
有人劝韩儒林留下这幅画，说这是难得的收藏机会。韩儒林没有犹豫。1953年，韩儒林将画作正式交给国家，由博物馆收藏。
这幅画像被保存下来后，逐渐成为研究元代肖像画的重要资料。关于成吉思汗形象的讨论，也因此有了更直接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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